从《太史公自序》看《史记》成书的必然性

  纵观文学的发展历程,大凡在历史上留下绚烂色彩的文学家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即是拥有直面惨淡人生的超凡勇气和肩负沉重的历史责任感。

  对于《史记》,鲁迅先生冠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美名,理由就在于此。太史公司马迁穷尽一生谱写“绝唱”《史记》,绝非偶然得之于灵感的突袭,从他《史记》中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第十七》铿锵肺腑之言中可以察觉,《史记》的成书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是上天巧妙安排而赋予司马迁的一个意义非凡的任务或是权力,这样的角色绝不是其他人可以替代的。

  《太史公自序》的前部分,作者列出了六家之要旨: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法家严而少恩;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而后,司马迁又重点择孔子著作《春秋》而谈:《春秋》道义,拨乱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在著作《史记》之前已接受了儒家思想,自觉继承了孔子的事业,但他也并不承认儒家的独尊地位,他同时还接受了各家尤其是道家学说的影响,在先秦百家思想和观念的熏陶下,他的思想中具有唯物主义元素和批叛精神,从而为他后来的著书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除了诸子百家思想的影响外,家庭职位的传袭和压力也是决定他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汉武帝出巡,封禅泰山,在当时乃是千载难逢的盛典,而太史公(司马谈:司马迁之父)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司马迁适时反,父亲便把自己总结著作历史记录的理想和愿望遗留给了司马迁: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所世,以显父母,此矣。这样就使司马迁在著作《史记》的职责上增添了一层“孝亲”的压力,他所要承担的不仅仅只是来自家庭的压力,还有职责上的压力,这样的双重压力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

  但在此种状态下的司马迁仍俯首留涕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就这样,司马迁撑起了这个沉重的担子,继任了父亲的太史令。此后,司马迁以自己极大的热情和责任感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去,疯狂阅读、整理历史资料,经过四、五年的准备之后,他开始写作《史记》,实践父亲的遗愿。

  在《史记》的成书过程中,司马迁本人的生活经历也成为了决定“绝唱”成型的主导因素。作为一个文学家,他总是善于从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艰难的生存困境中找寻写作的资源。

  司马迁二十岁那年开始漫游各地,在《自序》中他写道: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嵇、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泽,厄困蹯、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而后,司马迁又因为升职郎中,奉命西征巴、蜀以南等地,这些游历和实践大大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地理知识和生活经验。正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走千里路”,这些经历远比读书更能开拓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一点是提供了宝贵的机会让作者体验底层人民的生活和情感。